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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后世学者著文立说，指责韩琦在担任宰相期间，没有象当年庆历新政时那样，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及朝政做出突出贡献，这实际上是不顾历史条件局限的片面之言。韩琦二度进入政府之时，尽管有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一时名臣，但大宋王朝那时正围绕“建储”一事纷纷扰扰，帝国最高统治者仁宗皇帝已是风中残烛，韩琦哪里还有机会去历行建树？做为封建王朝总理万机的首相，韩琦上任后面临的首要议程，当然也是大宋帝国皇储这个问题，因此，当韩琦为升任首相向仁宗皇帝当面申谢时，他袖子里所携的，就是一份儿恳请仁宗皇帝早建储君的手疏，只不过韩琦的奏请，让仁宗皇帝看起来更容易接受而已：
臣知道，近几年来，朝廷内外忠孝之臣，因陛下君临四海三十多年而没有诞育皇嗣，让天下百姓深感无所系心，因而不避重责，接连上书，乞从皇家宗室里挑选年幼而有培养前途的孩子暂时做为皇嗣。陛下慈仁恭俭，冠绝古今，这一点上天是知道的，因此就算再晚，也必然会让陛下诞一亲生骨肉，以保我大宋社稷无疆，到那时候，这个暂时做为皇嗣的孩子，完全可以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回到原来的宫邸。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妥善的建议，臣愚昧无知，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要怀疑这个建议而坚持不做呢？但，这又是一件至关重大的事情，选什么人必须由陛下自己决定，就是至亲至近的人也不能参与。如果这个人选陛下心里早已有数了，那么请宣示中书、枢密院，让两院从现在开始，就用对待皇嗣那样的规制来对待他，以安慰中外人心，如果陛下觉得这个人选不好确定究竟是贤明还是愚鲁，想更加慎重的选择，那么臣乞请陛下在内宫开办一个学班，让宗室中年幼而又勤于学问的孩子到这里学习，陛下每于处理朝政之余，或闲暇之时，可以亲临学舍，看其学业素质，仪态举止、应对如何，如此用不了多长时间，陛下一定能知道谁优谁劣，然后陛下选择可以担当皇嗣的人选，暂时确定他的身份，这样便万无一失了。臣蒙陛下重用，备位宰相，常常想该怎样才能尽心竭力，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现在想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因此冒死进言，还望陛下宽容采纳，则天下幸甚！
韩琦这封手疏，其实还是他当初任枢密使时，建议仁宗皇帝兴办内学的延伸。无论从哪方面看，韩琦这个建议既替仁宗皇帝设想的十分周到，又着重强调了“当独断于圣心”这个关键而又敏感的问题。
但是，尽管韩琦已经如此苦口婆心，设想周到，仁宗皇帝还是又用上了他的老对策：朕不理你。
东宫至今虚位，随着宋仁宗身体的日渐衰老，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当宋仁宗的皇子梦随着最后一位怀孕嫔妃产下皇女而破灭之后，做为帝国首相，韩琦明白，为大宋王朝千秋基业，在建立帝国储君一事上，他已经再没有了迁就宋仁宗的可能，他必须让宋仁宗直面从宗室里挑选继承人的严酷现实。于是韩琦在一次朝见仁宗时，带了一部《汉书孔光传》送给仁宗，韩琦希望能借助古人曾有过的先例打动这位固执的天子：
昔日汉成帝当政25年，没有儿子，于是就立了他的侄子为太子，汉成帝只不过是一个才略中等的皇帝，他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今天英明、睿智的皇帝陛下？希望陛下能以先太祖之心为心，那这件事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办的呢？
韩琦说的太祖之心，是指当年宋太祖没有把皇位传给儿子，而是为了大宋千秋大业，把皇位传给了兄弟太宗。不过韩琦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让仁宗皇帝做到这一点，却不啻是千难万难。
后宫生子无望，宋仁宗内心充满了绝望与无奈，可是韩琦立储的建言，又的确是铮铮良言。面对韩琦的锲而不舍，尽管仁宗皇帝或怒形于色；或凄惨不乐，但宋仁宗却明白，他面前这位朴忠、正直的大臣，将是日后可托社稷的中硫砥柱。
当是时，由于宋仁宗在立储一事上十分抵触，几年前曾一度风风火火、慷慨激昂请仁宗立太子的人，在宋仁宗的软磨硬抗下，已经被折腾的心力憔悴，趋于沉寂。虽然韩琦和两府大臣如曾公亮、欧阳修等人商量过多少次，但仅只这几个人的力量，还是让韩琦深感单薄。而且，天子拒不立储的意志甚为坚定，再靠苦口婆心的劝说恐怕很难达到目的，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借助台谏的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力才行。
借助台谏官员，韩琦首先想到的是司马光。
司马光此人忠正无私，疾恶如仇，司马光这种品德，从当年夏竦死后，司马光反对朝廷给夏竦的谥号就可见一斑：夏竦死，朝廷谥“文正”，司马光奋然上书：“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最后朝廷改谥夏竦“文庄”。由此看来，司马光无论胆识还是魄力，还是对国家的忠诚上，都是一个极为合适的人选，更何况，司马光亦是当年首倡建储的人之一。
韩琦选定了司马光，擢司马光出知谏院。
但是有关建储一事，韩琦却没有和司马光做任何沟通，韩琦相信，以司马光忠诚为国的品性，他一定会在建储问题上有所行动，而韩琦，必须要做到一点，那就是对于即将发生的群言建储之事，必须让仁宗皇帝感到这是群臣的共识，而非是中书的策划，
否则，那就有联合逼宫之嫌，是大逆犯上之罪。
接下来的一切，都在韩琦的预想中发生着。
司马光知谏院不久，便向仁宗皇帝上书，旧话重提：“臣昔日通判并州时曾经三次上章，乞请陛下早日确定皇嗣，当那时，臣疏远在外，犹不敢隐忠爱死，何况现在天天侍奉陛下左右，身居谏诤之职。臣窃以为，国家任何至大至急的事情都比不上这件事情重要，如果臣对此事默然无言，那臣就是怀着奸诈之心侍奉陛下，臣碎尸万段，罪不容诛，望陛下能少加省察。”
司马光担心自己只上这封奏折力度不够，竟然在朝见仁宗时，当面把立嗣的事情提了出来。
宋仁宗或许已经怀疑司马光此举是受执政大臣的指使，想做一个试探。因而出乎司马光意料，宋仁宗这一次没有象往常那样不予理睬，而是在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后说：“不就是要在宗室子弟中挑一个继承皇位的人吗？这是忠臣之言，不过一般人不敢说这么明确罢了。”
司马光大喜过望：“臣以为，臣把这话明着说出来，一定是必死无疑，想不到皇帝陛下竟是如此开纳。”
宋仁宗故做开明：“这有什么不好，古往今来不是都有这种情况吗？”并让司马光把这个立储的意思告诉中书。
对于仁宗皇帝这个口喻，并不知韩琦调自己出知谏院深意的司马光断然拒绝：“不可！愿陛下自己把有意建储的意思告诉宰相。”
韩琦在建储一事上事先不与司马光沟通，现在被证明是何等的英明。如果韩琦早把这个意思告诉司马光，那么，此时大喜之下的司马光稍有疏忽，透露出此事就是宰相指使，是早有预谋，那么北宋王朝的历史，将会出现一段臣僚联合逼宫的记载，昨天的司马光将不会是今天的司马光，而昨天的韩琦，也将不会是今天的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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