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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眼小说 > 月落昼锦堂 > 第一百零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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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韩琦为立储一事对仁宗苦口婆心,但宋仁宗却打定了主意,始终是闷头葫芦一个。

    立储的事情一直拖到了嘉?六年。

    宋仁宗嘉?六年三月,首相富弼因母丧去位,首相一职暂时空缺。

    不知是因为富弼、韩琦主政内阁其间诸事处理得当?让仁宗皇帝少了朝政的烦心?还是宋仁宗这位大宋王朝最享富的天子,在他的统治行将结束时回光反照?嘉?六年春天的宋仁宗心情特别好,竟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驾幸后苑,和群臣举行了一次阔别已久的“赏花钓鱼宴”。

    赏花钓鱼宴始于先朝,是皇帝和两府、两制、三馆官员共同休闲娱乐、赋诗填词的一种活动,也是皇家给予大臣们的一种荣耀。按照朝廷以往惯例,除两府两制外,三馆清流中只有做到“直馆”职位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在三馆中担任校理职务的人,只能在赋诗之后退席,没有资格参加全部的赏花钓鱼宴。

    赏花钓鱼宴,仁宗皇帝亲政后也举行过,但自从元昊兴兵西北之后便中断了,直到今天,算是再兴前事。

    宋仁宗在宴会上兴致勃勃作诗一首;《幸后苑召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赏花钓鱼中觞赋诗》:

    晴旭晖晖苑簇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冒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鱼跃纹波时泼刺,莺流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欢游近侍陪。

    如果以仁宗皇帝做这首诗的思维来看,这位大宋帝国的天子,根本不象一个曾患中风的病人。

    宋仁宗这首诗一写完,便立刻兴致勃勃命群臣和诗。

    韩琦于是依仁宗诗韵,作了《御制后苑赏花钓鱼奉圣旨次韵》诗为和:

    花簇香亭万朵开,雕舆高自九关来。轻云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仙吹彻云终缥缈,恩鱼逢饵几徘徊。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

    韩琦诗中“曾参二十年前会”一句,自然是指他当年值集贤院,曾参加过仁宗皇帝的赏花钓鱼宴,今天自己备位中书,又二次得以陪同天子参加这场盛会。

    见仁宗皇帝今天心情极好,以滑稽、幽默颇受仁宗宠信的内侍都知任守忠又开始发挥自己特长,拿着韩琦的诗,故意一本正经地禀报仁宗皇帝,说韩琦这首诗是在讥讽皇帝陛下。

    任守忠的话,让正在兴头上的宋仁宗不禁愕然。

    任守忠煞有介事:“韩琦诗里说‘曾参二十年前会’,这是讥讽陛下游宴太频繁嘛!”

    任守忠这话一出,宋仁宗立刻明白,这个素来滑稽、幽默的内侍都知,是抓住韩琦‘曾参二十年前会’这句产生岐意的话来插科打诨。宋仁宗一生节俭,赏花钓鱼宴更是自元昊叛命以来,二十多年都没有举行过,众人不禁会心地放声大笑。

    在参加这次赏花钓鱼宴的众多官员中,此时正出任知制诰一职的王安石也位列其中。同样,王安石和宋仁宗诗韵,也作了一首《和御制赏花钓鱼》:

    荫幄晴云拂晓开,传呼仙仗九天来。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宿蕊暖含春浩荡,戏鳞清映日徘徊。宸章独与争春丽,恩许赓歌岂易陪。

    可能因为王安石职位尚低,他的这首诗当时在宴会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映,不过,围绕王安石在这次赏花钓鱼宴上的表现,宋人的文字记载中却有另外一个故事。

    据《邵氏闻见录》载:王安石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给每人面前放了一盘用金碟盛着的钓饵,王安石竟然拿起来吃完了。王安石这个举动被仁宗皇帝看见,第二天,宋仁宗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一个很狡诈的人,即使他误吃了钓饵,那吃一粒也就该停下来吧?可是他却都吃完了,这太不尽人情,并且为此闷闷不乐。后来王安石写《日录》这本书,对先朝皇帝多有不敬之语,尤其是对仁宗,常说汉文帝不足取,心中对仁宗不满。而当时的大臣如富弼、韩琦、文彦博,也都被安石诋毁等等。

    《邵氏闻见录》这个记载,很难说不是那些对王安石心怀不满的人凭空杜撰。大名鼎鼎的王荆公即使再无知,也不至于把鱼饵当做点心吃掉。当然,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不是本书置评范围。不过此后不久,在韩琦和王安石之间发生的另一件不愉快,却应当是韩、王二人真正心中产生芥蒂的开始:

    按朝廷以往惯例,宰相遇丧一律起复,也就是所谓“夺情”,亦不准宰相在家居丧,必须回来继续上班。宋仁宗嘉?六年六月,仁宗皇帝下诏,起复居母丧的首相富弼为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实际上是让富弼继续担任首相。富弼坚辞不受,宋仁宗五次下诏起复,富弼五次拒绝。宋仁宗无奈,只好批准富弼在家丁忧期满。这意味着韩琦以副相和身份暂行首相职权的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就在这期间,不知道当时仁宗皇帝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下了一道“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的诏书,也就是说,宋仁宗取消了舍人院申校中书所下达条策中不恰当政策的权力。

    知制诰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他上书仁宗皇帝说:朝廷这个做法,使舍人院没有了行使监督的职权,一切都听大臣所为,如果不是执政大臣想谋私利才要取消这种监督,那么朝廷就不应如此立法。现在朝中的局面是,性格懦弱的大臣不敢为陛下谨守法度,性格强悍的大臣则挟陛下令旨,按自己的意思随心所欲,谏官、御史,没有一个人敢违背其意思,臣实在为此感到害怕。

    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王安石这话是意有所指,因为当时中书行使宰执职权的,除了韩琦没有别人。虽然王安石这道奏折并没有对仁宗皇帝产生什么影响,但韩琦心里却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不过我们找不到与此相关的资料而已。

    宋仁宗嘉?六年闰八月,仁宗皇帝下诏,对富弼后的中央内阁人事进行调整:

    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韩琦,特授行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枢密使、礼部侍郎曾公亮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至此,韩琦正式出任大宋帝国首相。

    与朝中大臣们普遍辞让官职能多达七、八次的风气格格不入,韩琦对仁宗皇帝的任命只上了两次辞让表章之后,便欣然接受了首相一职,从此拉开了他两朝顾命,辅立宋英宗、宋神宗的帷幕。

    韩琦接任首相,面对浩荡皇恩,竟然没有象别人那样一再辞让显示自己谦虚,对此朝廷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富弼服丧期满,韩公就要还他的首相职务,明知会如此结局,韩公为什么不坚辞首相职务,等待富弼呢?

    对这样的议论,韩琦自有他朴忠、率直的见解:宰相这个职务岂能长期保持?等到富公服丧期满,韩琦那时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如果辞去昭文(首相)等待富公,那恰恰证明韩琦是想保持这个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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