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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也老了，这位北宋王朝最为仁心的天子，从乾兴元年十三岁登上皇帝宝座，到现在已经30年。人过中年、又体弱多病的宋仁宗，早已丧失了心中最后的一点朝气，加上帝国东宫皇嗣虚位已久，使这位大宋天子不能不感到千古帝王、悠悠万事的失落，以至于常常会在对如烟往事的回忆中度过一天的时光。
岁月催人老。
此刻，与人到中年的仁宗皇帝相比，已是人过中年、知并州的韩琦正受着肝病的折磨。韩琦知并州已经一年多了，也就是在这一年，韩琦长子韩忠彦在家乡相州成婚，妻子吕氏是已故老宰相吕夷简的孙女、龙图阁直学士、同知群牧使吕公弼的女儿。
在众多史料中，没有关于韩、吕两家这门亲事是何时定下来的记载，但最大的可能，应当是吕公弼出任河北转运使期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韩琦任职的地方大都在河北一带，与吕公弼任职之地相去不远。而这门亲事，也验证了韩琦对吕家始终有着深厚感情的事实。无论怎样看，韩、吕两家这门亲事，都是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
十六岁的儿媳吕氏初入韩家，就以其官宦世家女孩儿特有的端庄、贤淑、知书达理，蠃得了婆婆崔氏的喜爱。
上天似乎要在韩琦身上印证人生总是悲、喜同在的真谛，就在韩琦长子忠彦成婚的大喜过后，韩琦紧接着又陷进了痛失爱侄韩直彦的大悲之中。
韩琦的侄女婿从京城送来噩耗：为家事赴京的韩直彦因患疮疹，医者误用药，致使毒气内畜不得出，不幸亡故，时年25岁。
直彦英年早逝，给韩琦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直彦是韩琦三兄韩琚的第三子，自幼聪悟好学，七岁时便能作文章，显示出比同龄孩子过早的成熟，韩琚对直彦的喜爱也异于诸子。本书前边曾提到过，韩琦对三兄韩琚是有着一种近似于父亲般感情的。
直彦十一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直彦便一直由韩琦抚养。
在韩琦眼里，直彦是一个能禀训自饬、谨修道业、为人和谨通明、颇周悉时事的人，无论内奉亲族还是外接宾友，都至中至和，是个可属大事的人。似乎是对直彦内心偏爱的使然，韩琦为直彦娶的妻子，是自己妻兄崔勉的女儿。
直彦最初以父亲恩荫补太庙斋郎，庆历七年，韩琦又以南郊大礼恩例，迁直彦将作监簿，皇?三年又迁太常寺祝。
但韩琦对子女靠长辈恩荫入仕，总是持不大赞成的态度，因此他曾谆谆告诫直彦：不可因生于富贵，习于锦绣，便从此胸无大志、不思进取，应当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靠自己真才实学搏取功名。直彦果然不负韩琦重望，皇?五年京试，一举进士及弟，授签署信阳军判官厅公事。由于前任期限未满，直彦便归家等待信阳职阙，却没想到已踏上锦绣前程的直彦天不假年……
上苍，待三兄一门何其酷也？！
直彦之死，再一次给韩琦心中留下巨大的伤痛：
余把光耀韩家的希望寄托在了直彦身上，又痛心他客死他乡，痛上加痛，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不治。呜呼！我对直彦的喜爱是出于偏心吗？不，是因为出生于世家的子弟，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世事的艰难，生活骄佚享受，不知道先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曾经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勤，不去好好学习，只知肆意侈奢，造成家族不合，先人死后坟墓都没人管，幸而家里出了一个能当大任的贤子孙，则其尊亲心里当然会十分的喜爱。
精神上痛失爱侄的打击，加上冬季寒冷的气候，使韩琦的病情日趋加重。而远离妻儿老小的孤独及对家人的强烈思念，又使韩琦心灵上得不到任何慰籍，种种因素，韩琦身体每况愈下，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韩琦不得不在至和元年冬天上书仁宗皇帝，希望朝廷能让宫中医术颇为不凡的御医齐士明来为自己诊病。
做为一任地方大员，京城离并州又千里超超，韩琦不知道自己这个请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然而韩琦的担心是多余了，仁宗皇帝接到韩琦的奏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批准了韩琦的请求。然而朝廷医官院却不敢奉诏，医官院觉得，皇帝身体也不好，齐士明需要随时侍奉天子左右，实在不宜派遣。仁宗皇帝当即申斥：“韩琦，吾重臣也！”立命内侍和齐士明赴并州。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齐士明诊断的结果：韩琦这个病不易操劳，须要静养。
然而并州地处边防重地，做为一州主官，事务繁杂，这对养病是极为不利的，惟一的办法就是能调任一处闲郡。
对于任何一个病人来说，养病最适宜的地方，当然莫过于自己的家乡，能回家乡休养，有亲人日夜陪侍身旁，那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上，都将获得最大的愉悦。
对家乡的向往及对妻子儿女强烈的思念，促使韩琦连续两次向朝廷上表，请求仁宗皇帝能够推恩，批准自己改知相州：
臣闻从事独贤，诗人所以兴叹，不能者止，臣子所以知难，今引疾以诉天，幸均劳而赐可，中谢！
伏念臣天与忠义，任逢圣明，常行已存必至之心，谓当时无难了之事，期以一身任天下之责，九殒报君上之知，见义必为。所冀公家之可济，其愚莫及，不知世务之无涯，故兹一纪之余，更帅三陲之重，或过中而食未及口，或达旦而坐不得眠，惟忧才力之弗胜，上孤眷倚，不顾形神之过用，易及衰疲，以致思苦伤肝，气留在胁，此者幸遇尊号皇帝陛下临遣国医，诊知病体，虽万金药剂之美，稍复支离，而一道节制之繁，诚难总决。伏望皇帝陛下广天地至仁之造，念臣以过劳至惫，许上武康之节，退临河??之封，使臣释去重负，全养至和，庶二、三年之保摄，得神干之复完，则西北边之重难，惟圣意之所任。
不能否认，宋仁宗对朴直忠正的韩琦的确恩宠有加的，仁宗皇帝不仅批准了韩琦调知相州，而且不许韩琦罢还节钺，就以武康军节度使知相州。
宋仁宗至和二年二月，朝廷派来了接替韩琦的官员。
或许这又是仁宗皇帝刻意安排，要么就是仁宗皇帝有意无意的某种暗示，接替韩琦知并州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当年的枢密副使、与韩琦志同道合的富弼。尤其让人深思的是：富弼来并州的身份，是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宣徽院，本是唐王朝设置的机构，分南、北两院，是内廷官署，职责是总领内诸司和殿前三班诸务。宋王朝沿习唐制，但此时，这个官职已经演变成了优宠重臣的加官，宣徽使地位在枢密使之下，却在枢密副使之上，南、北二使通掌院事，但处理公务的时候只盖南院大印，南院的资望比北院更优。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当年庆历新政大员政治命运即将发生某种变化。
富弼的到来让韩琦深感喜悦。
算起来，韩、富二人自庆历五年离开京城，至此已分别了整整十年。而这次交接，也是韩琦和富弼在外任上的第二次交接。第一次是庆历七年五月，韩琦从扬州调任京东西路安抚使，接替富弼知郓州，不过那次正赶上贝州戍卒叛乱，二人没来得及见面。
知己好友相逢，说不尽十年岁月苍桑，道不尽十年离愁别绪，尽管这十年中，韩、富之间书信往还不断，但岁月流逝，今天两人的昔日容颜已大变，书信里的文字，又怎能和促膝会面相比？
只可惜十年分别，再相见时，少了风骨凛然的范仲淹。
相见时难别亦难。
韩、富二人虽然友情难舍，但朝命在身，终须一别。
然而，韩琦想不到的是，让他千难万难才得以离开并州的，不是和富弼的分别，而是深深爱戴着他的并州黎民百姓。
为官之道，莫过爱民。几千年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哪个官员在任上给过百姓一滴水，那当地的老百姓就会涌泉相报。
当并州的百姓得知韩琦就要离开并州，不再是他们父母官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竟然把并州府衙围的水泄不通，韩琦的车辆好不容易才出了府衙；“并人环拥号泣者万计，尽日不得出廓门，至有毁桥断路、随数驿然后还者。”
哪一位官员离去，能让百姓如此依恋，悲伤不舍？！
哪一位官员离去，能让百姓忍心挖断道路，毁掉桥梁？！
哪一位官员离去，能让百姓跟着走过几处驿站才依依而去？
就为了那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和感激之心哪！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心？民意？！
为官者当以韩琦为楷模，好自为之！因为天可欺，民不可欺！
或许是和富弼相会的喜悦；加上对并州百姓诚心挽留的感动，感情上经历了强烈的大起大落，离开并州的韩琦走到太原县西南十里悬瓮山下时，病情加重，不得不夜宿到附近的晋祠。
晋祠，即西周时的唐叔虞祠。
据《吕氏春秋重言》载：昔日周成王和唐叔虞玩笑，成王拾起一片梧桐树叶，当作玉圭送给了叔虞，说：余以此封汝。叔虞大喜，归告辅政的周公，周公于是为叔虞请封，说：天子要封叔虞吗？成王说：这只不过是我跟叔虞之间的游戏而已，周公却一本正经：臣闻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
周成王无奈，于是封叔虞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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