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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皇?元年，朝廷下诏：禁乡民自建庙祠，所有民间擅自修建的庙祠一律都要拆毁。诏令一下，大批庙宇被拆，但这却为韩琦重修北岳神庙提供了大批现成的建材。韩琦借此机会委派专人负责修缮，到皇?元年10月，原来破败不堪的北岳神庙终于整修一新，为此，韩琦亲自撰写了《定州重修北岳庙记》，于皇?二年正月十九日刻石立志：
天下之岳五，独北之常，方人目为大茂山，而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于礼，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岳次之，庆历八年夏六月，某获领州事，知庙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给，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灾，岁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为扰，会有诏毁乡民之擅为祠者，得取其材以济之，皇?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讫功来告。守臣当谨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洁神之祀，修己以爱其民人，惟神之所以祸福而己，谨记。
据《重修曲阳县志》载：此碑原题《大宋重修北岳庙记》，题后署“推诚保德功臣、资政殿大学士、光禄大夫、行给事中、充定州路都布署兼安抚使兼知定州军州事及管内置制营田劝农使、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韩琦撰并书”。
文治武功，泱泱华夏数千年历史，自汉代董仲舒在他的后花园里苦心深研，并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儒家文化便一直是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宝典，因而，历代王朝也对培养学子一直颇为重视，尤其是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庆历新政时更将兴办学校定为一项国策，因而，一时间各地府县办学成风。
“贤能安邦，人才兴国”。韩琦当然深知培养治国人才的重要。然而，定州由于靠近辽国，历届出知定州的官员又多为武将，相比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如何能让边境安全才更为重要，因此，定州的州学直到韩琦出知定州时，还是一束镜中的花，水中的月，甚至，就连定州原有的“大圣先师”孔夫子的庙祠都破旧不堪。
定州夫子庙，始建于唐朝大中末年，是由一座佛祠改建而成，唐武宗会昌（公元841——846年）年间，武宗下诏废弃天下寺庙，令天下僧、尼都恢复为民。大中末年，唐义武节度使卢简求（驻定州）便将这座佛祠扩建成了孔庙。此后，夫子庙历经战乱，几度修复，几度毁坏，只剩下一间夫子堂幸存下来，但也已是难遮风雨。
庆历八年，韩琦初到定州，这年仲秋，是一年两度祭祀大圣先师的日子，韩琦查阅了定州孔庙历史，见先人对孔庙曾屡次修复，如今自己知定州，夫子庙却“室宇垣墉，颓坏垂尽，由阈以内，鞠为污莱”，竟然是落魄如斯，这可是斩断了国家未来的根本哪！那时候韩琦就想即刻动工，马上修缮，但“属岁方大饥，诏停土木之役。”韩琦只能“退而愤叹，志期必葺”。
毁坏的夫子庙，犹如一块沉重巨石压在韩琦心头。
宋仁宗皇?二年，定州终于蠃来了一个丰稔之年，韩琦也终于可以得偿心愿，将孔庙修缮一新，并在此兴建了一座州学。
韩琦兴奋地为新修的州学作记：
天与人性不一，圣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学不能也……
上之二十有二年，图讲万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寿其民，始诏州郡皆立学。今上之广学也，将养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
韩琦在这篇记文中，语重心长教诲后辈学子：人生于天地之间，不学则无德，无德，则无以立于天地之间。
不能否认，韩琦宣扬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理念。
宋仁宗皇?元年七月，不知是韩琦重修北岳神庙的虔诚感动了上苍？还是宋仁宗的祈祷有了回应？这年七月，一场渴盼已久的大雨倾天而下，终于缓解了河北一带严重的旱情。
似乎是从去年大水、今年大旱的水火交融中，仁宗皇帝再次看到了当年新政大员精诚为国为民的君子风范，在应对这场浩烈天灾时，韩琦和富弼的表现可谓是有目共睹，风采眩然，果然是疾风才知劲草，板荡方识诚臣。于是，咱们心肠如棉、耳朵根软的仁宗皇帝又念旧了，一次在朝堂上，仁宗皇帝问群臣：卿等都说说，朝中的这些大臣，有谁堪当辅弼大任？谁堪任一方重镇大员？谁能胜任领兵沙场，金戈铁马万里征战？
时间，果然不愧是检验一个人品德高下的最好试金石，当初庆历新政的那些大员们，如今离开朝廷已经几年了，他们昔日在朝中的所作所为，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得到清楚证明，每一个品性正直、处心公正的人，自然都会给他们一个公允的评价。
面对仁宗皇帝的询问，群臣知道天子这是想起了当年之事，这问话可是意有所指。于是，右正言贾黯首先开口，说韩琦、富弼、范仲淹可堪大用。权三司使叶清臣则回答：治理国家，不患没有人才，而患有人才不能任用，臣认为大臣中如富弼，最重忠义之道；范希文（仲淹）最重国家大局；夏竦熟知典章制度；郑戬所议多切中时弊；至于韩琦，则是一身正气，重视法度，善于练兵。
对朝臣们如此的评价，尽管仁宗皇帝内心深处有一种是在批评他有人才不能用的不快，但仁宗皇帝却不能不承认，他这个天子，对这些忠诚为国的大臣确确实实是冷落了，尤其是对孤忠正直的韩琦。不过，宋仁宗自有宋仁宗的办法。
宋仁宗不能对当初让韩琦离开中央道歉，却能对韩琦在这场救灾中的表现进行抚慰，于是，仁宗皇帝下诏对韩琦大力褒奖：“去年河北艰食，人户流亡，卿多方擘画，全活人命及五、七百万，并归本业。盖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同时颁推恩令，为庆历新政时的大臣们加官晋级：
知定州韩琦、知青州富弼加资政殿大学士；知杭州范仲淹为礼部侍郎，赐对衣、金腰带、鞍?马。
资政殿大学士，本是真宗皇帝所设置，最初是为了给去任的执政官以示眷宠，同时也有以备侍从顾问的名义。到了宋仁宗景?年之后，这一官职逐渐演变成了资政殿学士序进之职。此时韩琦和富弼本已各领一路安抚使，但仁宗皇帝还是特别给予优除。
很难说仁宗皇帝作这个安排时，没有一时心血来潮的因素在内，当然，更不能排除仁宗皇帝心中此时还有一丝内疚：毕竟，短命的庆历新政真正始作俑者，就是胸无定见的宋仁宗自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管仁宗皇帝这次对执政旧臣的加恩是什么样一种动机，但朴忠的韩琦对天子的推恩还是深为感动，至少，它证明仁宗皇帝没有忘记他们这些庆历新政大员，某种概念上说，这也应当是天子对庆历新政的某种肯定，更是对庆历新政君子们人格的肯定。
细算起来，连同这次蒙恩加资政殿大学士，韩琦和范仲淹两人已经是第6次一同受仁宗皇帝提挚了。
第一次是康定元年五月，韩、范同时出任陕西经略副使。
第二次是韩琦知秦州、擢礼部郎中，范仲淹知庆州、擢左司郎中，并兼本路都布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第三次是二人一起复旧职，韩琦复起居舍人，范仲淹复户部郎中。
第四次是二人同时改观察使。
第五次是二人一同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延路都布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现在，第六次，韩、范又一同进秩。
为此，韩琦满怀喜悦，寄诗给已调知杭州的范仲淹：
燕石宁参楚壁珍，六膺君奖共言纶。老聃道大谁同传，千古韩非是罪人。
韩琦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老子、韩非合为一传，把范仲淹比喻老子，自谦自己是韩非。
天子的推恩，让韩琦铭感五内。韩琦上书仁宗皇帝，请求让自己在帝国这座北大门能任满3年，为国家的和平安定进献薄力。韩琦这份儿感恩之情，在他写给祝贺老宰相杜衍加职的《次韵答致政宫保杜公》一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无劳迁职此何名？只有惭羞敢自荣。抚俗未能宣上意，治边徒欲振天声。丘山莫副推恩重，铢两惟忧效死轻。高句不须期任旧，已求三载奏官成。
韩琦知定州的这段时间，是大宋王朝北部、西部边疆相对安定的一段时间，这让韩琦公务之余，有闲暇得以吟诗作赋。
在韩琦寓所西斋窗外，有一片合欢花和忘忧草，在习习春风里摇曳盛开，一日，韩琦偶然发现了这片天地间鲜活的小精灵，随手写下了《郡西斋有夜合萱草对开因成二阙：
其一
合欢香影拂西斋，萱草前临小槛开。待尔忘忧与蠲忿，争如无事起灵台。
其二
合欢萱草两含芳，一见令人乐兴长。唯是忧边与忧国，对花终日不能忘。
唯是忧边与忧国，对花终日不能忘。
朴直、忠君、爱国的韩琦，在诗中体现出的，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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