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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五年二月，监察御史刘元瑜上奏仁宗，指责新政“自朝官至员外郎、郎中、少卿监，必须有清望官员五人保任，才允许磨勘”的课考规定，助长了官员削尖脑袋拉关系、走后门钻营求保任，使士大夫们为达目的不知廉耻，希望参考祖宗以前定下的规矩，另外制定可行的制度。
宋仁宗为此下诏，毫不犹豫地废除了新政的保任法。
刘元瑜又翻出了去年夏竦被赶走一事，指责谏官“数人摭其旧过，召至都门而罢之，以进退大臣为己任，以激讦阴私为忠直，荐延轻薄，扇为朋比”等等。
庆历五年三月，仁宗皇帝再下诏书，废除新政实施的恩荫限制和贡赋改革，诏谕“仍如旧制”。
眼看着一件件新政推行的改革措施被仁宗皇帝又推翻，当初的新政大员满腔忠诚，到头来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尤其是富弼，从河北回来后，连京城都没进，一纸诏书就被仁宗皇帝打发到打尽。至于深受陛下信任的大臣，用其他任何理由都难以动摇他的地位，惟有专权是天子所痛恨的，因此必须用这个理由才能将其打倒。臣料定杜衍等四人并没有什么大过，却一时之间全被免职，富弼、范仲淹原本深受委信，却忽然之遭到离间，必是有人用朋党之说鼓惑圣聪，臣现在来为陛下详细分析：
昔年仲淹以忠言名闻中外，天下之人争相称慕，当时就被奸臣诬为朋党，但直到今天也难以辩明。后来陛下把这几个人都调进了两府，从他们处理政事上就可以看出，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胸怀广阔、自信不疑；韩琦纯正质朴、秉性耿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这四人既然性格不同，那对事情的见解肯定就会有异，因此商量什么事情，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分岐，比如杜衍要追究滕宗谅罪责；而仲淹则力主从宽处理。仲淹认为契丹必然会进攻河东，请急修边备；而富弼则坚决认为契丹不会进攻。又比如尹洙号称是仲淹一党，及至水洛城之争，韩琦支持尹洙而否定刘沪；仲淹则支持刘沪而否定尹洙。这四个人，可谓是公正之贤也，平时相处的时候相互称赞，讨论国家大事则当廷争论、毫无私心，而小人却说他们是朋党，这实在是诬蔑啊。
国家权力，并非臣下想专就能专的，权力是什么？是只有得到相应名位才能够行使，因此，想要专权的人必然会贪图名位。自陛下想从陕西调韩琦、范仲淹入内阁，韩琦、仲淹辞让了五、六次，陛下亦五、六次召之。富弼三次任命学士、两次任命枢密副使，哪一次任命他不是恳切推辞？富弼推辞越恳切，而陛下用富弼的决心也越坚定。臣但见这些人推让名位太多，却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至陛下坚决不允许推辞，他们这才敢接受任命，但仍然循规蹈矩，对国家政事不敢做出什么决定。直到后来陛下开天章阁，召他们赐座，给他们纸笔，命他们对实施新政提出建议，他们仍然还在避让，富弼也不敢独自提出建议，又烦劳陛下出了手诏，指名道姓让他列出各项事务施行，新政经过一段时间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富弼性格虽然果锐，然而也不敢擅自做主，只是举出祖宗以往的事例，请陛下来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得，心意相合，处理事情根本无需推避，富弼等得到陛下如此委信，赋予督责之任，还犹自迟疑不决，做事不果断，然而小人却搅动如簧巧舌说他专权，岂不是诬陷！
至于两路宣抚，朝廷已经不止一次派出大臣了，何况中国之威近年一直不振，是以元昊叛逆一方，天下为之劳困。契丹乘此机会违背盟约，给朝廷的国书中言词侮谩，陛下因为我国边防没有准备，不得不屈志买和，富弼等见中国屡受侵凌之患，又感念陛下不次任用之恩，各自请求外出抚边，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惧辛劳，希望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富弼等人的用心，本就是要尊扬陛下的权威，未见其侵权而作出什么出格的事。陛下从千官里面选得了这几个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感到可惜也。
欧阳修放言无忌，痛斥朝中搬弄事非的小人，言词之间连宋仁宗都包了进去，虽然没有明指宋仁宗受惑于群小视听，但至少影射了宋仁宗对韩、范等人先重用、后轻弃，有始无终。
难道真的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吗？
其实，欧阳修心里比谁都明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宋仁宗的所作所为，就是朝中最大的一个小人，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堪称“明主”的帝王又有几个？宋仁宗，算是不错的了。
欧阳修这痛快淋漓的一通发泄，终于为自己招来了更大的怨恨，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下，欧阳修被罢去转运按察使之职，贬知滁州。
宋仁宗庆历五年五月，仁宗皇帝下诏，废除转运使按察制度。
至此，风云一时的“庆历新政”终于寿终正寝，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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