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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发生在距离杨树庄有五里地的省道上，那是一条连接我们县城与邻近县城的重要通道，在私家车进入普通家庭还是大众的美好愿望的年代，那条沥青马路上终年都有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通过，它们拉着袋子，箱子，或是盖着篷布拉着一些不愿让别人看见的东西。那些大卡车在因它们的超载而变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的时候速度非常快，简直是旁若无人，庄上的人都说他们开得就和赶着去抢孝帽子一样，即使是在夏季时庄里人把刚割的麦子铺在路上等着往来车辆碾压的时候他们也不曾收敛，反而更加的趾高气昂无所顾忌。从杨树庄到北窑去的路在蛭石厂东边不远的地方与省道交叉，老二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的事，庄上人发现他的时候，他正静静的躺在一滩血泊之中，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了。
吴明的母亲趴在地上看到吴家老二睁着的双眼时，她想起了他思考时的样子——眼睛看向未知的某处，眼神涣散似乎介于睡与醒之间，她去晃他，他的头偏了过来，现在是睁着眼睛看她了，那目光显得极其温柔，就像他平日里在那些无言的时刻用来表达自己爱意的目光一样竟令她感到了片刻的温馨，然而那温馨片刻间就被死者的体温所惊扰从而跃进了冰凉的现实。当吴明的母亲明白老二再也不会自己去眨一下眼睛的时候，她用自己的手帮他闭上了，她曾经也对他做过这个动作，这是她要给他一些小惊喜的时候，她对他说，你闭上眼睛。他问，我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她说，叫你闭上你就闭上，怎么那么不听话呢！他故意气她说，我就不闭。那时，她就用自己的手帮他闭上眼睛，他也不去反抗，就那么乖乖的任她的小手按住他的眼皮帮他闭上眼睛，她以为他会那么老实的闭着，谁知的她的手一离开，他便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又把眼睛睁开了，她就只得再一次帮他把眼睛闭上，她很满意这样的游戏，这是她们生活的情调。这一次他竟真的闭上了，没有睁开。这一次，小三泼同样希望老大能出其不意的睁开眼睛，后向她眨眼，向自己说明这不过是为了给她惊吓而搞的一次恶作剧，她这样期盼着，静静的等待着，直到她感觉自己再也不能骗过自己，她的身体便颤抖起来。
待周围的人反应过来不能让小三泼再哭下去的时候，女人们让男人们想着料理后事，男人们则让女人们上前去劝说。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她们对小三泼说着话，小三泼子看到那么多张嘴同时在向她发出声音，却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她觉得她们像是在对她阐明一个她怎么也不能明白的理论，她觉得她们太吵闹了，当她想要静下心来细听一番的时候，她不觉止住了哭声，然而她又发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于是她便只能像一个摇篮里的孩子那样惶惑的盯着那些围着她的女人。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来了，他捎来了一块白布，小三泼听到那人说，先盖上吧。于是她看到几个男人抖起一块白布像一朵浪花一样落了下去，她又看不见什么了。小三泼忽然很想知道男人们用白布盖得是什么，她听见了拖拉机声，她转脸看过去，是她家的拖拉机，可是坐在拖拉机驾驶座上的不是他的男人，她想，自己的拖拉机，开车的怎么能不是老二呢？拖拉机停下了，从后斗上下来一个老头，小三泼觉得这老头面熟，可就是记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时她听到人们在说，张二爷来了，大家让个道，她看到男人们又把那个被称作张二爷的人围在了圈子里面，这回她想起身去看个究竟，可周围的女人们按住了她的肩膀也牵住了她的手，她又使了更大的劲，却换来了一个女人死死的抱住了她的腰，她便使了全身的劲挣扎起来，因为她要看个究竟，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困住她，不让她看个清楚，女人们不让她挣扎，她们只想让她听她们说话，她不想听她们说话。
吴明的母亲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坚强，尽管她在吴老二入殓收棺拉往火葬场的前一刻出人意料的从她自己模糊的意识中走了出来，抱着儿子跑到老大跟前说，看，儿子，这就是你爸爸，你一定要记住他呀，记住他的模样，这是你见他的最后一面了，他就要拉倒火葬场了，就要被烧成灰了，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你一定要记住他呀！尽管她见到不明世事的儿子在自己死去的父亲面前毫不动容便在他的屁股上狠狠的拧了一把，让他哭，让他为自己死去的父亲尽一份孝道，尽管当她从噩梦般的现实中醒过来后直到老大入土，她都表现的像一个可以独自撑起一片天的女人那样应对自如，但这并不代表她真的可以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接受丧夫之痛，她只不过是暂时的抑制住了自己心中的悲伤，给人以“这个女人真不简单”的假象，也许她的那种悲伤从未停止，只不过她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去表面化，而让它像体内流动的血液那样完全相融了，即便是老二葬礼之后两个月的癫狂发作，也没有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没有一种伤痛是可以通过一次歇斯底里的宣泄来彻底驱除，脸上的泪水可以擦去，心底的泪水却一直在暗涌。两个月的时间对一个女人所要承载悲伤和痛苦的一生来说实在是太短了，就像咳嗽一声所用的时间相对于感冒发烧所难捱的一个月那样微不足道，而她在那段时间所释放的悲伤和苦痛也不过是漫天乌云中的一团，因为所有的人在那段时间都去关注那悲伤，于是那悲伤便像被太阳照亮的那朵乌云，它有棱有角，镶在明亮的金边里，所以人们才记住了它。
老大入土后的第二个星期，小三泼那种在世人面前掩盖起来的痛苦终于毫无掩饰的爆发出来了，躺在床上的林父听到女儿说说笑笑，起初他以为女儿是在逗外孙，后来又觉得女儿是在同别人说话，其实林父也明白，女儿是在对自己说话。女儿年纪轻轻就丧夫，老人心中也是悲痛不已，虽然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曾几度落泪，但他从未在别人面前落泪，尤其是在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他几乎从未显露出悲伤的神态，身为父亲，他不能在女儿面前展露自己悲伤，就像小三泼在人前掩饰自己的悲伤是为了告诉别人“用不着为我担心，我一个人可以撑起这个家”，而林父在女儿面前演掩饰自己的悲伤则是让女儿的悲伤有所依靠，有所阻碍，不至于在她想要抓住什么的时候而感觉不到力量。
林父瘫在床上，自己尚不能痛快的翻个身，又如何去照料自己的女儿呢，何况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让吴家老大叫来了大梅，平日里有主意的大梅见三梅这个样子也没了主意，便把二梅也喊了来，姊妹三个人又聚在一起了。那段时间小三泼不时的大声咒骂，用她从未说出的粗鄙的字眼骂他死去的丈夫，一骂就是半个小时，那时别说大梅二梅就连瘫在床上的林父也不敢插一句嘴，只要他们一说她，她就会大哭，哭声很大，在宁静的夜晚响彻好几条街，听到的人都说小三泼这回八成是受刺激要成精神病了。又一次大梅听不得三梅那连爹带娘的污言秽语扇了她一巴掌，小三泼竟像不认识大梅似的大声的哭喊道，我男人没了，你们就欺负我，我男人要是活着，量你也不敢，我姐知道了也会要你好看，打那大梅就听任小三泼哭闹了。小三泼有时似乎又能把她的两个姐姐认出了，她对大梅说，姐，他就是出去给我买个猪蹄子发奶，就那一会儿人就没了，就没了呀！大梅不说话，只是抱着她的侄子唱着歌谣，哦哦哦，娃娃睡盖花被，娃娃醒烙油饼。小三泼见大梅没有理她，便对二梅说，二姐，你说，你说，他怎么就没了呢，怎么就没了呢，说没就没了呢，他只是去买猪蹄呀！二梅想要说些什么，可又不知道说什么，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大梅和二梅轮流在娘家陪着妹妹过夜，因为她的两个姐姐实在不放心留下爷孙三人在家，在所有的人还没醒来之前，姊妹二人中的一个就做好了饭，在所有人都睡去时，留下的那一个才合眼，她们怕自己的妹妹走不出丧夫所带来的悲伤，做一些傻事情，她们要身体力行的劝勉妹妹，给她勇气以面对今后的生活，她们容忍了做妹妹的疯狂与乖戾，她们相信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她们不相信自己的妹妹真的会疯，她们不相信自己的妹妹会永远这样脆弱下去，当别人对小三泼的理智打上问号的时候，她们也始终相信妹妹的一切终将恢复正常。然而就在所有人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在南坑里撒了药，一坑的鱼一夜之间全都被毒死了，吴明的大伯，那个老实巴交的老光棍，带着怨气和怒火敲着一面破铝盆，从杨树庄的前街骂到了后街，又从后街骂到了前街，从村东头骂到了村西头，从上午骂到了天黑，人们都说他骂的好，就该骂。第二天小三泼对大梅说自己要到南坑去看看，大梅也跟了去，坑边站满了大人孩子，他们正在就满坑漂浮的死鱼发表言论，有人长吁短叹，也有人说说笑笑，有人甚至不顾众人的说辞开始捞鱼。小三泼走到坑边看着那些死鱼，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她像一个男人一样说道，大家赶紧把鱼捞走吧，再不捞就不能吃了。大家听到小三泼这样说，不禁面面相觑，那时候的村委主任还是何狗蛋，它代表杨树庄所有人向小三泼询问她说的是否是真的，小三泼说，真的，真的，就是我男人活着，也会这样说的。大家伙一听是真的，可乐开了花，男人们当即跳下坑去捞鱼，女人和孩子则回家拿家伙什儿盛，他们拿来了化肥袋子，鸡网子，提来了筒，还有人端来了锅，一时间整个大坑都变得热闹非凡，小三泼就这样坐在坑边看着那些大人孩子欢快的忙活着，笑的眼睛里流出了泪。
据我的母亲说那是一九九三年农历的三月廿六。阴历的三四月份，庄上人正处在一年中较为清闲的时刻，没有比时令带来的清闲更让一个以土地为生的人感到心安，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人们一年中没有几天是不记挂着庄家的——该打药啦，该间苗了，该浇啦，该播种了，终于要割啦，春耕秋种是人们的希望所在，也只有在这样的时间人们可以搬来一张椅子坐在院子里沏一壶大叶的浓茶来品，间或抬头看看天空的流云，听听树上的婉转的鸟叫，想想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女人们很开心，她们得以有时间东扯葫芦西扯瓢，三五个妇女一凑就把镇上周围十几里地的十来个庄上十天半个月来发生的大事捋一遍，男人们也很开心，几个爷们儿一凑，弄张桌子在马路边上一放，打升级，搓麻将，推牌九，就怕你不来。这时节庄上所有的人都过得好不自在，大部分的人们走在街上也显得懒洋洋的，脸上现出慵懒的神情，然而这一切欢愉似乎都与住在村子西北角我们家没有什么关联，我的父亲是煤矿工人要去上班，下了班就要睡觉，没有时间去打牌或麻将，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打牌或是麻将。而我的母亲，一个安静的女人，笨嘴笨舌，也不喜欢像别的女人站在大街上嚼舌头。
那天下午饭过后天空突然就变暗了，天上的云彩叠了一层又一层，傍晚时分酝酿了一下午的雨落了下来，像难产的女人生下了孩子。这天夜里吴明的母亲戴着斗笠出现在了我家的门口，她是来找我的爷爷拜师学艺做豆腐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你爸爸没学的东西都让吴明的娘学走了。我的爷爷做豆腐做的好吃是众所周知大家公认的，小三泼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跟着我的爷爷学会了做豆腐，可谓是师承名门，在吴明与我相遇在杨树庄小学之前，她的母亲小三泼已经在杨树庄卖了两年的豆腐。从吴明入学的第一天起，他的母亲在五点半出门卖豆腐之前，都要为儿子盛一碗豆浆，然后就用小锅给吴明煎一盘鸡蛋豆腐，再给儿子调好她认为温度刚好的洗脸水后，这才叫醒儿子起床，而她也要即刻推着小小的独轮车去卖豆腐了，在同行们决定改行换业之前她不得不去寻求村民们更多的青睐，她不想把推出去的豆腐再推回来，哪怕只是半块砖一样大小的一块，但总有那么几次她做的豆腐会被推回来那么几块，有时几块卖不出去的豆腐堆在一起竟能填满半口猪槽，冬天还好，还可以留着第二天再卖，倘若是夏天，那就要坏掉了，归其原因多半是她在当天做的豆腐里掺了过多的面粉影响了口感，当庄上的人们怀着解馋的心理看着一盘刚出锅的豆腐大餐张着大口瞪着大眼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激动心情难免有几分异样，于是我们相互转告说小三泼最近又把握不住火候了，这几天就不要吃她做的豆腐了吧，可是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几个老主顾别有用心的消费，那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没有讨上老婆的原因各有不同，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里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擦肩而过，要过好多年这些被命运安排到婚姻的筵席之外的人们才会确信自己已经没有挤上桌品尝幸福的美酒的机会，及至老之将至，那时困扰他们的将不再是那些木已成舟的往事，取而代之的是身体上的顽疾和膝下无子的孤独，而在此之前他们的头脑中或多或少还存有想象，物换星移，随着生命之光的黯淡，他们的想象力也随之枯竭，在留下最后一滴眼泪前，他们像很多人一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又像所有的人一样抱憾而终，默默地接受了自己已经脱离了传宗接代这一队列的现实。
就是这样一群与世俗很重要的一环脱节的人，竟出于某种特殊的情愫不约而同的支持着小三泼的买卖。他们是寂寞的，他们经常在意识深处那一隅去想象她的寂寞，每当他们装成自己只是想吃豆腐的样子把小三泼喊道自己所谓的家的门口，看着女人拿着刀在豆腐上切下即将属于他们的那一块时，他们有时竟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反复的搓起手来，面带神经质的微笑，好像是在排队领媳妇，当女人把豆腐盛进碗里端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接豆腐碗的表情倒像是在接过一个还在啜奶的婴儿，小三泼在处理这样的情况时总是迅速果断，远没有她隔着马路招呼买主时的那份热情与耐心，小三泼在嫁给吴家老二前就是村里的美人，而今剪短的头发又将她精致的五官衬托出了一种超越年龄的灵气，尤其是当她站定看着那些终将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买账的人的时候，一双大眼睛咄咄逼人，让男人们不敢而又忍不住不看，让女人们想看而又不敢去看，只要看一眼她的眼睛男人们就会明白什么叫魅力，女人们则会相信她有自己学不来的风情，然而小三泼之所以展示自己的魅力与风情完全是为卖出一小块豆腐，目的达成他就会变脸，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清楚道德的天平会习惯性的向哪边倾斜，为了自己的儿子它不能让庄上刮起和自己有关的风言风语。
三年前的夏天，我看到吴明的时候，人很精神，就是皮肤黝黑，便问道，你这是挖煤去了还是烧窑去了，怎么晒的这么黑？吴明笑着说，我种地去来。我大惑不解，你不是读研了吗，还真像村里人说的学的种地。吴明笑着说，差不多吧，为了做统计写论文。我说，这样也好，你回家帮着种地二娘也能省省心。吴明继续笑着说，嗯，我没在家里种，家里没这条件，我在版纳种的。我说，好家伙，种地都种到版纳去了，厉害呀。吴明笑了笑说，学校安排的，没办法的事情。我说，你在版纳种香蕉吗？吴明说，我们不种香蕉，种玉米。看到我有些吃惊，吴明又补充道，就是棒子，我们在版纳种棒子。我说，在版纳种出来的棒子是比咱地里的甜还是比咱地里的大。吴明继续笑着说，还不知道。我说，还没收还是怎么的？吴明苦笑一声，说道，我们在版纳播完种就回学校了，算着到成熟期就去收，走到一看，别说玉米，连玉米秸都让当地人砍了。我不免有些同情他说，那怎么办，再种一茬？吴明又笑着说，嗯，再种一茬。我笑着说，这回可得看好了，别再让当地人给偷了。吴明说，这次肯定会加强防范的。
前年夏天见到吴明时，那时他已经写完了自己关于玉米的论文顺利的毕业了。我说，你毕业了是不是要去搞植物研究，也像袁隆平一样培育出个杂交玉米花生棉花一类的高产农作物？吴明笑着说，袁隆平只有一个。我说，那你可以超越他呀。吴明，没那本事，看似简单，其实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力，物力和耐心来支撑，而且一般院校里搞科研的氛围并不浓厚，不少学生都只想着混到毕业拿个证，老师就想着搞个项目，评个级，显得比别人高一等。我说，那你打算去做什么。吴明说，我打算考公务员。我有一些吃惊，难不成你准备要从政了。吴明微笑着点点头说，差不多吧。听到吴明这样说我有些大惑不解，那你学了这么些年的植物不就白学啦，再说这似乎有些驴头不对马嘴。吴明微笑着说，话不能这样讲，我学的这些东西毕竟开阔了我的视野。我没有再说什么，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两个人就那样站在六月傍晚的街口，彼此沉默了好久，彼此之间好像有一扇曾经大开的门，此刻已经关上了一半，我和吴明就这样站在门的两边互相张望，谁也不能再把彼此看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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