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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英法美日四国在菲律宾紧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最终成功闭幕。
次日，四国外交代表在马尼拉的新闻记者会上，联合发布了一份《远东联合反.共公约》，声称：“……总所周知，共产国际之活动目的，在于采取一切手段以破坏和威胁现存的文明国家，若是忽视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利益的干涉，不但将危及其国家安宁及社会福利，且将威胁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为了遏止东亚大陆愈演愈烈的赤化浪潮，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与公理的国度有必要联起手来，在遏止世界赤化的斗争中紧密合作，并且采取更加激烈和强硬的行动……”
具体来说，就是英法美日四国联合出兵，由日军担任主攻力量，仿照第一次大战时期，日军和英军联手出兵胶州湾德国租借地的先例，对严重威胁到各国远东利益的上海红军发动清剿作战……而为了让日军能够更好地剿灭中国赤色分子，对于日军在此期间的若干对华动作，英法美三国表示“完全谅解”。
随后几天，荷兰、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等若干二流欧洲国家，也跟凑数似的相继加入了这一公约。
——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诞生，已经给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让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集团感到了极大的震惊。那么如今上海公社的异军突起。更是让他们看到了整条堤坝崩溃的危险……别忘了，眼下这年头可不是“自由世界”独领风骚的二十世纪末，而是资本主义大萧条和失业浪潮横扫全球，左翼思想和劳工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与宗主国矛盾激化的二战前夕！
记得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在大厦将倾、民不聊生的内忧外患面前，曾经提出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激烈口号。那么。现在陷入了大萧条泥潭的帝国主义列强，就面对着类似的困境——要么选择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帝国主义战争,活下来几个幸存者；要么就是等着爆发一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严格来说也算是国内战争。）
维护旧世界的金融家们觉得可以勉强接受前者。而讨伐旧世界的革命者们则更希望能够发生后者。
最最要命的是，上海的赤色分子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吊死银行家”的口号，并且毫不客气地付诸于实际行动……这让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家的大亨们情何以堪啊！
要知道。在眼下的美国和英国。也不知道有多少衣食无着的劳动者们，正盼着把大亨们挂上路灯呢！
所以，为了修复资本主义大坝溃决的破口，为了把这一危险的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避免本国也出现银行家挂路灯的凄惨一幕，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基于对赤化运动的共同仇恨和恐惧，决定用一切手段消灭上海苏维埃政权，武装干涉中国的红色革命。避免远东地区旧秩序的崩溃……
但鉴于上海跟欧美国家在距离上的遥远，还有上海赤色分子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担心崩了门牙的美英列强自然不愿意亲自上阵，而是跟日俄战争时期那样，又一次雇佣了日本帝国这个得力的打手。而作为拉拢大日本皇军的代价，蒋介石这条咬不动赤色分子的笨狗，就被美英帝国主义主子给一脚踢开了。
显然，对于整个社会矛盾丛生的日本来说，这实在是一条期盼已久的空前喜讯。
自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开始以来，日本帝国最主要的外汇来源——生丝出口，就因为西方消费市场的萎缩而受到了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九一八事件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矛头直指日本，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式贸易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而在满洲国的掠夺所得，显然远远不够弥补这两条主要财源被切断的巨大损失，更何况，清剿满洲抵抗组织的军费开支，同样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最后，又因为中日局部战争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一直无法真正地缓和，而日本和英美的关系也从此变得越来越糟糕——尽管不至于撕破脸皮，但也不会给什么好脸色看……再加上日本穷兵黩武地扩军备战——武器装备不能吃、不能用、不能卖，只能烧钱——每年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财政预算被投入军备竞赛！
在这样的多重打击之下，日本帝国的财政经济，已经糟糕到了需要尽快发动新一轮战争掠夺，才能维持生存的地步——并不是国内真的已经完全没有钱了，而是因为企图将薛岳的两个纵队中央军从湘西“礼送出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严令薛岳“武力解决湖南”，却被薛岳告知。湘西的中央军部队早已“无粮无饷无士气”，根本没法跟本土作战的湘军开打
上海苏维埃政府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专题节目，声称“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实为一丘之貉！”，劝告全天下一切爱国的中华人民，都要放弃对帝国主义的任何幻想，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之中来。
二月十四日。打垮蒋家王朝的致命一击终于到来——黄埔元勋、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公开倒戈，宣布“接受世界友邦倡议”，转而赞成“联日反.共”。加入了倒蒋阵营！
在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决断之后，何应钦与汪精卫联合召开了新闻记者发布会，对着一众中外记者，汪精卫“无限深情”地解释说：“……自去年底及今年初。乱匪得苏俄之援助。东南赤焰滔天，国府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守吏宵遁，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上海沦陷。无力收复，即金陵首都。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为苦心孤诣，撑持危局，以保国府之法统不坠，我辈党国要员，唯有忍辱负重，继承总理遗志，与日本友邦结盟媾和，共同抵御反文明之滔天赤祸……”
而何应钦的话语则很直白，“……委员长早已给你们说了，我们中国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旦抗战，三天便会亡国！既然如此，我军又如何能与日军贸然启衅？更何况，当今中国之危机，不在日本，而在赤匪！亡于日本尚可当亡国奴，亡于赤匪则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此眼下联日剿匪，实属理所当然之事……”
二月十五日，第五师团抢先从扬州渡江南下，控制了江阴要塞。长江上的国民党海军纷纷逃往上游。
另外，由于何应钦的倒戈投敌，企图向日寇出卖首都和国家，驻守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关发生大规模骚乱，大批官兵将校与政府文员愤然挂冠而去，席卷细软潜逃出城。经过何应钦的一番厉行弹压，总算是勉强镇住了局势，但国民党的黄埔系势力也从此分崩离析，再不复昔日之盛况。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元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愤而辞职离去。随后，许多著名的反日人士、左派社会活动家——反日不一定是左派，左派也不一定反日——畏惧日军进城之后会进行报复，纷纷随之出逃，汪精卫、何应钦认为应该“做事留一线”，“大家好聚好散”，故而基本未加阻拦。
二月十六日，在跟日军前线将官举行了最终磋商之后，伴随着管弦乐队的演奏声，“南京无血开城”——在何应钦、汪精卫等投降派组织的夹道欢迎之下，日本名古屋第三师团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南京城门。
与此同时，前方一封捷报传到东京，当即就是日本举国一片欢腾。
为了庆祝此次征服支那的伟大胜利，日本政府下令给每一位东京市民发放啤酒和点心，日比谷公园举办了盛大的祝捷大会，欢欣鼓舞的东京市民还举行了彩旗游行和提灯游行，高声赞颂无敌的大日本皇军“一朝实现昔年丰臣秀吉太阁之夙愿，仅用二十余日即降服支那四百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同日，杭州和平解放。其时，面对上海红十军团的浩大攻势，还有国内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杭州城已是内外交困，军心瓦解，再也没有一战之力。最终，在李天霞团长的护送之下，俞济时等浙江省政府要员不战而逃，弃城走海路撤退到宁波，“以保卫委员长之奉化故里”（奉化属于宁波市辖下）。
红十军团攻占杭州之后，立即展开反帝爱国宣传，同时筹备成立浙江省苏维埃政府。
二月十七日，为表示“中日亲善”，日本第三师团长若山善太郎中将参拜了南京中山陵。
同时，志得意满的汪精卫在南京召开国民政府改组会议，大肆提拔亲信、排斥异己，组建亲日政府。
二月十八日，一九三五年的农历元宵节。
继之前那个凄凄惨惨的春节之后，蒋介石又迎来了一个更加凄惨的元宵节——汪精卫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居然亟不可待地给他发来了一份革职令，先是狠狠数落了蒋介石一番历年来“劳师糜饷、剿匪无功”的过失，然后宣布：“为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拟定革除蒋氏本兼各职，以示惩戒！”
接着，何应钦也来落井下石：“……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委员长离开一下也好。”
至此，无论蒋介石如何的暴跳如雷、抵死不认，他的“中华第一人”地位，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而名义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从此滑落到了分崩离析的深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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