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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完了姑且暂时称之龙筵膏的海苔酱作法，同时提供此地原住民创造财富的办法，利用财富羁縻住原住民，让原住民不会乱跑，也跑不掉了，只得乖乖的接受统治的方法，国家就容易治理了。
快船行驶至邦板牙河口附近，由于河水量大，日夜冲刷夹带不少的泥沙，亿万年来累积结果，沿岸临海湿地、滩涂地，再加上潮间带更加宽广，已在40里以上，再往东北15里就是新南市了。
事实上，黄文正公部的首府新卡市已在临海湿地的边缘了，如果将来因为石炭矿的开发，大炼钢厂选择在新卡市落脚，而中华水产养殖运销事业公司的主要食品加工厂也选择在新卡市兴建，新卡市想要不发达都难呀！
看完了邦板牙河口附近的区域，快船掉头以直线朝巴石河河口，行驶至马尼拉，再沿着巴石河、仙范河回到奎松市，不过，我只要大家尽力就好，实在不行，今晚夜宿马尼拉总督府就是了，只是佳人们不见得有带换洗衣服，难免会犯点嘀咕。
在回程的时侯，我把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会制造许多的生活废水，它是我们环境的大敌，也是最主要的污染来源。城镇居民区、屯垦区、及聚居区每天排放大量生活废水和固体垃圾，其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所需的营养元素。
当这些污染物进入水体之后，造成水质变差并促使水体含有太多的营养物质。当营养物质腐化之后就容易产生恶臭物质，同时造成病原菌和病毒通过水的媒介而使疾病蔓延，人们因而莫名其妙的得病，甚或造成大规模的瘟疫。
河边的大树、灌木丛也会慢慢的死去，再也不能替我们挡住洪水的蔓延，生活条件就变差了。因此我把因为群聚效应造成环境负荷过重的忧虑说出来，为此我设计了利用河川的水力推动打水增氧设备。
我请侯海雄将设计图摊在桌上，上面有相关的尺寸及结构之细部详图，我说明如何利用这个设备来爱惜这块土地又能致富的方法。
我说道：这是一套打水增氧设备，它利用河川的水力推动，约每三甲的水体安置二个就够了，都不需要人力即可日夜不停的打水，也不需要做特别的保养。
若在河道内、水塘里通过水力推动打水增氧设备，即可大量放养鱼、虾、蟹、螺丝、河蚌等水生物。利用这些水生物，即可将我们每天排放大量生活废水和固体垃圾里面可能腐化致病的营养物质吃掉，藉以保护这块土地不受过量的污染。
装设这项设备之处附近，可以定期每个月或每两个月下网捕捉一次，能吃能卖就当场处理掉，吃不完卖不掉的就晒成干货。
有人可能有要担心，在开放的河道、水体里放养，一场大雨就都流走了。
这一点请大家不必担心，虾、蟹、螺丝、河蚌等水生物不大会跑，至于放养的鱼类，不外呼青鱼，有人称它乌溜或乌头、草鱼、鲢鱼，有人称它白肚、以及鳙鱼，有人称它大头鲢。
这四大放养的鱼类都是洄游鱼，所谓洄游鱼就是会因为觅食、生活习惯或繁殖等原因，而洄游到原来生长的地方，所以让它自由游来游去，更健康，等你们要捕捉时，它就回来自投罗网了。
此举可以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环境，又开辟了一条增加收入致富的途径。否则由于聚落内民众的入住，增加了生活废水排入，环境的负荷增加，将造成环境质量降低，一旦自然的灵秀之气失去了，也将影响国民的健康。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个设备，是希望农业部在郑政务副部长的领导下，普设这种省工设备于适当的地方，既可开拓财源，又可维护环境，让这块人间净土能够永远保持下去。
说到这里，快船已进入巴石河河口，而太阳还在半天空中，看样子天黑之前回到奎松市应不成问题了，由于这两天都没有下雨，虽然溯江而上，快船速度依旧迅速异常，总算在天黑之前赶回了奎松市。
今天虽然没做甚么激烈运动，但是坐船太久，佳人们都略显倦容，所以我要她们早点洗洗睡了，我今天来讲一个故事，跟大家以后的工作都有关系，但是比较沉闷，让大家好睡一点。
洗完澡，照例我睡大床的中间，今天念慈还是让欣儿、芊儿各搂着我的一只手听故事：明朝其实在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因为袁崇焕督师辽东尚未到任，已发生宁远兵变。起因是公家欠饷四月，四川与湖广军人于是先行哗变。士兵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郭广于是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钱拿出发饷，并向宁远商民借五万两，哗变始解。毕自肃引罪自杀。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军事重镇都可已欠饷达四月之久，所谓皇上不差饿兵，国家需要士兵打仗时，是不可以让士兵饿着肚子上阵的，一个国家后勤保障都搞不好，不亡国只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也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其实背后的问题更大，也就是因为缴税的农民破产弃田逃跑了，国家已没人生产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国，是因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所致，真是倒因为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呀！
为何连职业风险最小的农民都普遍破产，到了要放弃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田地而逃跑呢？虽然罪魁祸首是明末那些无气节的书生，但是明朝的税制却也提供了让他们误国的温床。
过去国人普遍不重数字，多喜用形容词一笔带过省事，却造成后世研究者的困扰，但总算被我找到三笔可靠的数字，可以拿来做个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明朝万历初年的一年税赋收入合计约2，217万两白银，而北宋宋真宗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已高达16亿两，清朝光绪年间每年的税收也达8，000万两。
也就是说明朝一年的税收仅为宋朝的八分之一和清朝的四分之一，这也使得明朝成为了历史上税赋最低的朝代。
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帝即位后，勤于政务，同时大力清除阉党，崇祯帝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
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
东林党再次拥有了抬头的机会。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
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及有功名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手上的良田，大量农民从而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于是随着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明政府的税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明政府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的后台老板们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魏忠贤的好日子只延续没几年，魏忠贤一倒台，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只拥有贫瘠土地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生产骤减，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存在，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频传，士气低落。
最终，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崇祯帝无奈自杀。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
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在旁陪伴。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只可惜，崇祯一直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
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
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
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于是，元狩四年，他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实施得非常成功。
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因为有一群天下最不要脸的东林党人盘据庙堂，世代相传，久久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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