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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谏官欧阳修的参劾下，老宰相吕夷简完成了他在大宋王朝最后的历史使命，以太尉致仕，彻底离开政坛；章得象升任首相。枢密副使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另一位枢密副使，老臣任中师被免去中央内阁职务，以礼部侍郎知永兴军。
大宋王朝风云一时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了序幕。
现在，改组后的中央内阁成员是：
宰相：章得象、晏殊。
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
枢密使：杜衍。
枢密副使：韩琦、富弼。
权三司使：王尧臣。
台谏官员是：
御史中丞：王拱辰。
知谏院：蔡襄。
改组后的中央内阁，尽管军、政两府主要职务仍由两位老臣担任，但明显可以看出，仁宗皇帝的这种安排，是想更多借助范仲淹等年富力强、富有改革精神的少壮派，以期给帝国日益腐朽的朝政带来焕然一新的局面。
宋仁宗庆历三年九月，决心改革朝政的宋仁宗向朝臣们发出了第一个信号：这天，仁宗皇帝召集辅臣，及知御史以上官员来到天章阁，在朝拜了太祖、太宗皇帝御容后，仁宗皇帝开始向众大臣询问安边治国方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章阁问策”。
但此时的众大臣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再一个，天子突然询问治国方略，兹事体大，岂能不三思而言、胡乱开口？因此，宋仁宗的天章阁问策，一时间竟让群臣缄默无言。
仁宗皇帝这次把大臣们召到天章阁，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座供奉着帝国最英明两位皇帝御容的殿阁，不仅是大宋王朝从建国走向鼎盛的象征，同时也是赵氏子孙缅怀先祖，朝夕惕励自己勤政治国的地方。
当然，仁宗皇帝让大臣们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暗示，那就是他要让这些臣子们知道：他这个天子，准备象先太祖、太宗皇帝那样，做一个国富兵强、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皇帝，而你们这些大臣也应象太祖、太宗朝的臣子们一样，忠心尽力，辅佐于朕。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次帝国对西夏战争的一再失利，及契丹所给予帝国的压力，让仁宗皇帝清楚地看到，大宋王朝只有自己强大才是根本，祖先挣下的这份基业才能国祚永存。
宋仁宗改革朝政的决心是坚定的，甚至是急迫的。
继这次天章阁问策之后，仁宗皇帝在朝会上又屡次诫谕范仲淹、富弼等人：务必要以国家为重，不负朝廷重托。
对于仁宗皇帝急于想改变帝国现状的心情，范仲淹是十分理解的。然而，范仲淹自有他的顾虑：改变王朝现有弊政，并不是一件说句话、吹口气儿那么容易的事。范仲淹这个担心不无道理，大宋王朝立国至今迄80年，朝政上很多弊端一言难尽，更造就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积重难返，尾大不掉，想溶化这层坚冰，岂能是朝夕之间便可做到的？范仲淹为此曾不无忧虑地对富弼说：“圣上对我的倚重可谓是到了极至，然而做任何事情都有先后，何况国家承平久安，大家都习惯了这些情况，这时候要改革掉这些弊端，不是朝夕能办到的事。
然而，急于见到成效的宋仁宗却不这样考虑，他觉得只要他这个天子同意，天下还能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因此，在天章阁问策后，迟迟没有得到范仲淹等人回复的宋仁宗，急不可耐地下了一道手诏：今来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府），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得象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例闻奏，副朕拔擢之意。
按理说，仁宗皇帝既然倚重范、富实施改革，这封手诏应当下给范仲淹或者富弼，再或者下给中书首相章得象或副相晏殊，毕竟，改革朝政是政府的事情。但出乎意料的是，仁宗皇帝这封手诏却是下给了枢密使杜衍。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做为一代帝王的宋仁宗，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心思的缜密。在中央内阁要员中，65岁的首相章得象，和52岁的副相晏殊，或许因为年龄关系，要么就是出于老道的政治经验，他们两人对仁宗皇帝将要进行的改革，所持是一种观望的态度。尤其首相章得象，这是一个循规蹈矩、一切都依旧章办事的长者。从某些方面说，章得象的为人，有王曾和吕夷简的影子，但却缺乏王曾的刚正和吕夷简的老成谋国。
副相晏殊，是宋仁宗倚重的改革先锋富弼岳父，无论从朝政和私情两方面来说，晏殊都不可能就改革一事，公开反对或支持自己的女婿。而65岁的枢密使杜衍，从观念上倾向于范仲淹、富弼等人，应当说是改革的支持者。
宋仁宗将手诏下给杜衍，实际上是一举数得：
第一，告诉杜衍，应当给即将开始的改革以明确支持。
第二，手诏明确肯定“章得象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是让章得象在即将开始的改革中，既使不支持，但也不要反对，保持沉默，这样就让章得象置身事外，保存了他自己，以备在必要的时候，出面挽救未可知的局面。
章得象果然对仁宗皇帝意图领会颇深，对这一点，韩琦后来曾跟人谈到过章得象当时在中书的情况：
章得象在中书，那时候国家在政治体制、规法制度等方面有很多的弊端，而且还面临着西夏之患，当是时，每每我和范希文、富彦国带着改革方案到相府讨论，章宰相便闭上眼睛数数，不和任何人说话。富彦国对此很是生气，几次要指责章宰相，范希文为顾全大局，不让彦国这么做。
第三，明确要求范仲淹、富弼放开手脚，表明我这个皇帝是支持你们的。
第四，宋仁宗，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似乎仁宗皇帝担心他这道手诏，仍然不能让范仲淹、富弼尽快拿出施政方案，于是，继这道手诏之后，宋仁宗再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二人赐座，并准备好毛笔和纸扎，命他们就当着自己的面，写出国家应当尽快实施的改革方略。
面对仁宗皇帝如此诚恳的倚重，范、富二人惶恐汗怵，答应回去后一定会尽快的写出施政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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