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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割让部分土地给西夏。
元昊继续保留皇帝称号，宋为东朝，夏为西朝。
西夏不向宋称臣，使用自己的年号。
宋朝每年给西夏一定的银、绢帛、茶叶。
重新开放两国贸易，宋朝取消西夏青盐内输禁令。
而且元昊在书信中言词侮谩，有“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的话。
果然不出庞籍所料，元昊完全是以战胜国的身份来和宋朝谈判，根本不是宋仁宗希望的那样，会因宋国主动示好而感激涕零。
西夏提出这样的条件，庞籍当然不敢有任何答应的表示，只好迅速向仁宗皇帝汇报。
尽管，大宋帝国仁宗皇帝一心想对元昊招抚议和，但割让土地这种丧权辱国的条件，仁宗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还有，最好不让元昊有那个“皇帝”称号，至于其他问题嘛，双方可以再商量。于是，仁宗皇帝诏谕庞籍：准许西夏议和，对野利荣旺可以太尉称之。
不能不说，仁宗皇帝这个许诺的确有些欠考虑。但幸亏，庞籍不是一个没脑子的糊涂虫，他得到仁宗皇帝这样的指示后，不得不上书提醒：太尉，天子上公，让一陪臣称太尉，则元昊再也没有称臣的余地了，荣旺在信中自称是“宁令”，这是他们的官名，以此称呼之更合适。
宋仁宗同意了庞籍的意见。
至此，宋、夏议和之事，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庞籍得到了仁宗皇帝议和的底线。但这一点，西夏的使臣李文贵并不知道。因此，庞籍在送李文贵返国时，装神弄鬼地给野利荣旺写了一封回信，大致意思是：只有元昊自己奉表章削去僭号，他才敢向朝廷汇报。
宋、夏两国的议和，就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宋仁宗庆历三年正月，帝国的仁宗皇帝又一次遭受了丧子的打击，时年才3岁的皇子不幸染病身亡，帝国东宫再次虚位。不过让仁宗皇帝安慰的是，宋、夏两国的议和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元昊派其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和李文贵又一次来到延州。不知是庞籍上次的装神弄鬼起了作用？还是元昊出于自己的某种考虑？这一次，西夏在议和条件上做了变通，书中自称为“男邦泥定国兀术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称“曩霄”而不称臣，贺从勖对此的解释是：本国自有国号，没有奉表的写法体式，称“兀术”，一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至于外交礼仪，如果宋国使臣到夏国，可以位座夏国宰相之上，兀术接见使臣时，下座问圣躬万福，这样在礼制上亦与称臣没有什么分别。贺从勖并且向庞籍提出要求，想到开封面见仁宗，就此面谈。
但精明的庞籍，从西夏变通了原来的条件上，看出了西夏急于求和的心态，于是便想进一步逼迫。庞籍对夏使说：天子至尊无上，比如我朝荆王，他是皇帝的叔父，见到皇帝时犹自称臣，现在你们这种礼制，名不正言不顺，我还是不敢奏报朝廷。
不过夏使对此亦有自己的见解：儿子对父亲，犹如是臣事君也，请让我亲自到开封，如果皇帝不同意这个称呼，那我回去再做商议。
事实上，夏使这次的前倨后恭，并非是出自于庞籍的讹诈，而是因为此时夏、辽边境局势已趋于紧张。但是，宋帝国中央对这个极为有利的局势却并不清楚，即便是在前线操持议和的庞籍，尽管意识到了西夏态度趋于软化，但他同样也不明白其中的具体原因。不过，庞籍还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向仁宗皇帝作了提示：元昊书信中口气已趋软化，必有改事中国之心，望允许夏使赴京，再选使臣出使西夏，晓之以理，西夏一定会俯首称臣。至于西夏提出的岁赐，应力加裁损。
与西夏议和有望，早想结束这场战争的宋仁宗心花怒放，立刻派右正言梁适赴延州，和庞籍商讨招抚元昊的具体礼仪，并下诏准许夏使进京。
天子既已钦定议和，陕西前线的韩琦、范仲淹，就算再有宏图远略、再渴望马渡横山断元昊之臂，现在也只能望和而叹。
似乎仁宗皇帝觉得现在宋、夏议和，实在有点对不住在前线呕心沥血、训兵练将的韩、范？要么是担心韩琦、范仲淹不同意议和，因此，仁宗皇帝在派梁适赴延州的同时，下诏赏赐陕西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三人钱各一百万，朕用钱封住卿等的嘴先。
呵呵，仁宗皇帝此举，实在颇有乃父真宗皇帝的遗风：当年真宗皇帝想封禅泰山，担心正直的宰相王旦反对，于是便赐给王旦一坛名酒，王旦回家打开一看，却是满满一坛珍珠。王旦从此便不再反对封禅。此时的仁宗皇帝也大约就是如此，只不过，仁宗和其父皇比起来，一个是明，一个是暗。
宋仁宗担心韩琦、范仲淹反对议和，并非没有他的道理，因为此时议和，势必让韩琦、范仲淹在前线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数年心血化为乌有。而且宋仁宗之议和，实在是只看到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哪里象韩琦、范仲淹现在所想的，是大宋王朝长治久安、是帝国千秋万代的江山社稷？因此，当在泾原的韩琦、范仲淹得知西夏议和使臣已到延州后，韩琦便立刻向仁宗皇帝上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现在元昊即将接受议和，来人已称六宅使、伊州刺史，但用这样的官名，其意是想和朝廷分庭抗礼。臣等认为，元昊大言过望，他的话不可信，对于他不改僭号的请求朝廷则不可许，就算听任其称兀术，那也很值得朝廷警惕。
……
臣等已经商议，想用一到两年时间，训练三、四万士兵，达到有令必行，阵伍精锐，再以归顺我国的番部士兵和正规禁军混编，则横山一带那些归附西夏的番族部落，我们就能慢慢征服，对于归顺我国的番部，命他们纳献人质，朝廷则给予其厚赏，让他们安居，我国承认其归属；对那些不肯归顺我国的部族，我则派精兵以武力胁迫，如敢抗拒，则予以消灭。我军公开出兵山界，做出要长期驻守的姿态，元昊得到这个情报，如果举全国之兵而来，我则据险以待，西夏大军携带的粮草有限，无法持久坚持，等西夏大军退散之后，我军重新再进，使西夏大军再集，每年这样出兵三、五次，元昊的军队多在河外，这样频繁的来赶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看到西夏势穷，无力给他们增援，而且这些番族部落离我较近，自然会归顺我国，我们则从番部选出有能力的首领，让他镇率各部，这样足以斩断元昊之手足。但还请朝廷要以平定大计为重，当军行之时，不以小胜或者小败黜陟将帅，则三、五年的时间，便可大功告成。还要诏命中外臣僚，不得动不动就对边陲事务说三道四，以免惑乱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昔日我太祖、太宗皇帝辟疆四海，创下万世基业，我们如今以三到五年的辛劳再定西陲，这个时间还算长吗？契丹一旦得知我国有如此长远的谋略，必然会害怕，要全力保证两国盟约，不再滋生事端，那我国享拥太平之世，则指日可待了。臣等之所以提出对西夏过份的要求我国不必同意，正是因为有上述这种计划。
臣等受圣上赏识，准备召臣等入内阁，自从西北有事以来，臣等在边陲三年，日劳月忧，岂会不愿西夏求和，臣等也能稍事休息？臣等并非愿意身处战争前线，而是因为西夏到现在仍然强梗未衰，狡诈善变，如果朝廷处置不当，一旦日后再兴悖乱，那中原就将面临大祸，而不只是今天的边患，因此，臣等不敢贪图自身安乐，而不顾国家之忧。希望朝廷在和与战问题上慎重处置，以为我中华长久之虑。
韩琦、范仲淹奏折中的意思非常明显：不反对议和，但决不能以国家尊严为代价，必须让元昊俯首称臣，且以此彰显中国不惧使用武力的姿态。现在帝国已经有了明确的战略规划，并且还可通过对西夏元昊的军事打击，以收震慑契丹之效，从而换来帝国长久的安定。更明确地说，就是现在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已立于不败之地，议和对宋是可有可无，完全可以不接受西夏的无理要求，屈辱求和。
然而，怎奈此时的仁宗皇帝，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这场战争再拖下去了。可是，就在宋、夏双方对议和条件进行商讨的时候，北方的契丹却突然于此时横插一杠，陈兵夏、辽边境，并向宋国派来使臣，声称契丹将为宋国讨伐元昊，改变了不久前还主张宋、夏议和的立场，并要求宋国不可接受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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