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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越来越多前来投降的夏人,李士彬起了疑心,他将这个情况向知延州范雍作了汇报,并请求将投降的夏人安排到南方去,以防万一。但在军士方面就是个白痴的范雍,却对李士彬的怀疑不以为然。范雍认为这些投降的西夏人,都是不敢、也不愿和宋朝打仗的人,与其将来在战场上抓这些人的俘虏,还不如用招降手段,将他们引过来留为己用。于是,范雍对前来投降的夏人不仅一律给予厚赏,更要命的是,范老夫子竟然还将他们编入了李士彬的部队,这些夏人也都在私底下散布流言,说夏军最害怕的就是李士彬,简直到了闻其名而丧胆的地步等等,等等。这些流言在军中广为传播,也终于使李士彬沾沾自喜起来,以为前来投降的夏人真的都是慑于他“铁臂相公”威名,害怕将来受兵灾之祸才来投奔他的。
元昊的诈降计终于成功,帝国西北延州前线最关键的金明寨,此时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夏人的手里,而无能的范雍和已经陶醉的李士彬却还在洋洋自得,等着更多的西夏人前来投降。
就在元昊为对付李士彬煞费苦心的时候,帝国的仁宗皇帝也在为战争做着进一步准备。仁宗一面下令招募河东、陕西一带百姓向前线输送军粮,一面下诏给陕西安抚使庞籍,谕旨知永兴军的夏竦商讨前线军事事宜,再是下诏给嘉勒斯赉,封嘉勒斯赉妻子为“夫人”,两个儿子为团练使,各赐衣带、器币、茶绢,让他们出兵攻击元昊。
嘉勒斯赉到是不记前怨,给足了宋仁宗面子,派出部队向西凉出击,但却在西夏军队的严密防守下无功而返,嘉勒斯赉此时能送给仁宗皇帝的,只是一颗“还要出兵”的安心丸而已。
其实直到此时,帝国的仁宗皇帝除了绝不允许元昊称帝建国、且为此不惜兵戎相见的决心之外,对于这场战争如何打、什么时候打并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系统的计划,确切地说,宋仁宗在做了上述军事上相应的布置之外,只是在被动地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宋仁宗对军事是个外行,可悲的是,帝国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首脑们,也都是一窝松包,惟一一个懂军事的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当此用人之际,却因为其在京城的住宅恰位于大内宫城北隅,王德用长得又和帝国太祖皇帝有些相象,被认为是“头枕乾纲、貌类艺祖,不宜久居枢密”而被解除了知枢密院事职务,罢为武宁军节度使赴本镇,王德用的位职则由镇海节度使夏守斌接任。
此时帝国中央最高军事机构,实际上给仁宗皇帝提供不出任何具体的战略布署,其军事策划反而要依靠远在前线的指挥官。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大宋王朝出现的这种情况,成了导致帝国这场战争最后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仁宗皇帝准备用兵;中央内阁一派轻敌乐观。
但前线知永兴军的夏竦,却在和陕西安抚使庞籍分折了当前局势之后,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夏竦认为:夏州李氏本党项之后,当年太宗皇帝竭内库之财、馨关中之力,都没能将其扑灭。而真宗皇帝也只是警戒边臣,对西夏严密防范,这实在是真宗的远谋大略。今天的元昊在祖宗基础上又拓地千里,聚数十年积累的财物,比起当年的李继迁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朝廷大臣都主张出兵讨伐,但自古兵凶战危,莫不都是在制定出取胜策略之后才付诸行动。然而,以继迁当年的贫弱较今天元昊的富足,其大势可知;以先朝累胜之军较今天关东之兵,其勇怯可知;以兴国习战之帅方沿边未试之将,其工拙可知。且西夏地势险要,大军一旦深入,粮草补给将会非常困难,军队在敌境作战宜速战速决,但所面临的情况又可能极其复杂,所有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夏竦向仁宗提出了十条建议:
一、训练强弩手,组建特种部队。
二、牵制元昊所属部族,用以做为帝国屏障。
三、下诏给嘉勒斯赉父子,让他们协力出兵破敌。
四、根据地势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合理增减屯驻部队。
五、诏令各部队之间相互应接。
六、招募当地人充军,用以代替正规禁军。
七、增设弓箭手、壮丁、猎户,以备守城。
八、合并边境上的小寨,敌军进攻危急时,弃小寨保大寨,以保全有生力量。
九、关中百姓因过失犯罪的,允许其交粮、铜等以充军用。
十、减少边境冗兵、冗官,减少骑兵,以保证运输。
应当说,夏竦的十条建议尽管很周全,但却都是一些具体事项,而不是整体战略规划,甚至满纸都是一个被动防御的态势。夏竦没有涉及到最根本的问题——大宋王朝怎样通过战争阻止元昊称帝建国的问题。
宋仁宗宝元二年六月(1039年),仁宗皇帝在没有制定出具体战略规划的情况下,下诏宣布削去大宋帝国赐给元昊的“西平王”爵位,在边界一带张贴榜文,悬赏捉拿元昊:有能斩元昊首级者,即为定难节度使!西夏藩、汉官员有能率部来降者,一律依次封赏!
仁宗皇帝这道诏书,实际上等于是大宋王朝对元昊的宣战书,至此,宋、夏之间战争的时钟开始走向倒计时。
没有人能清楚的知道,此时的大宋帝国朝廷,围绕宋、夏之战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如果说,这些没有载入史册的皇家秘密确实存在的话,那它注定将成为永恒的秘密,一一湮灭在岁月长河的流逝中……反正,就在仁宗皇帝的“宣战书”下过不久,当初因范仲淹“党争”一事遭贬的余靖、尹洙,各自从监酒税之职起复为知州,欧阳修则权武成军判官。帝国一代后起精英入主大宋王朝政坛的局面,至此已经是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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