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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海外贸易的利润率大约是一到三倍，盐业的利润更为三到七。有不少商人的资本已经史无前例地突破百万大关。
伴随着财富的剧增，社会变迁的一个重大表现是士与商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晋商、徽商和江浙商帮云集的地区，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趋势。官僚地主崇尚财货，与富商巨贾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到了万历年间，几乎达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商人子弟占到了进士、举人的四分之三，遍布官场。
官僚商人垄断商业、控制朝政，造成大量税收流失。
社会财富的分配彻底向三个方向倾斜：官权、特权和土地。
民间的商业经济欣欣向荣，明王朝制定的收税额度是商品售价的三十分之一。就连这样低得可怜的税率都收不上来。奸商偷逃税款已成天性，外贸内贸的巨额利润，尽数落在官商的手中。
仅靠田赋、盐税、人头税的国家财政越来越紧张，朱翊钧更是面临捉襟见肘的钱荒。
万历年间，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宁夏副总兵官?\拜起兵反叛、西南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同时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
三征历时十余年，丧师数十万，耗银一千三百万两，终获全胜。而每年的国库收入只有四百万两银子，早就寅吃卯粮，还要修复火灾后的两宫三殿。在这种情况下，朱翊钧只好另辟财源，向蓬蓬勃勃的商税伸手。因为管理外库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他想绕过户部，派宦官去各地开矿榷税，将收取的工商税直接纳入宫中的内承运库，这样既解决了宫中的开支，余者还可以补贴国库。他在跟首辅沈一贯商议此事的时候说：“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沈一贯及其他内阁成员均未反对。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朱翊钧派出了第一拨采矿的太监，御马监的鲁坤带着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杨金吾前往河南开矿，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前往北直隶的真定、保定、蓟州、永平开矿。
随之，大批矿监税使（即经济钦差）星夜促行，接踵赴任，所到之处，即自行创设衙门。
宦官泛称为内使或中使，中使可有随从百人，又可委任分遣官十人，分遣官也各有随从百人。一名宦官随带近千人驱使。这正是民间所形容的“奴才还有奴才”的现象。
这些中使指挥不了地方官，大都是召集当地的市井无赖、亡命贱流以及罪吏，四处掠夺，以拓私囊。
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弊政“矿税使之祸”从此开始，也是百姓噩梦的开始，从而形成了对全国各地的一场“群虎百出，逢人咆哮，寸寸张罗，层层设阱”式的大肆掠夺。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真是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这场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灭顶之灾的大浩劫，覆盖了十几个省。
朱翊钧将所有的财政大权，包括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都交由宦官负责监控。事实上，无异于羊入虎口。
因为宦官没有家眷后裔，没有其他指望，对钱财和权势的追求和痴迷超过了普通人。他们在取得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时，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宦官奉旨出京，一路上笙歌聒耳、鼓乐震天，所经的地方官吏迎送，略有不如意，不论是知县府尹还是司道巡抚，任性谩骂。强索路金多到十余万，少也要几千。地方官吏不胜供给，只好盘剥小民。人民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无不受矿监税使及其爪牙掠夺之害。而这帮阉宦，不择手段地攫得大量财富后，最大限度地挥霍浪费，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宦官只是奴才，不是主子，只管享受，不管收入，穷奢极侈，往往比皇帝更无忌惮。
税使为了多刮钱财，关卡林立，名目繁多，凡舟车、庐舍、米、麦、菽、粟、鸡、豚、牛、马、羊、骡、驴……没有一样不纳税的，而官吏、农工也都成了纳税的对象。当时派出的税使，遍及一百六十多个州县，一年所得的银钱数以千万计，搞得民间百用乏绝，十室九空。
从远古夏商周起，就有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明人言路嚣张，谁都敢骂，而明朝的传统即不因言获罪。朝中大臣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山西巡按赵文炳痛骂矿监税使的爪牙：“竞攫，如肉入饿虎之吻，民输十倍，无一、二入官者。”
大学士沈鲤指出，矿监税使造成的后果是：“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商农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
李三才就任漕运总督，掌控国家经济大动脉，特别关注国计民生。在万历朝的高级官员中，他最早意识到滥收矿税将会带来的恶果。国家本来就有一套收税系统，皇帝派出矿税使，无非借矿税之名，行掠夺之实。李三才上奏疏指责皇帝：“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争，唯利是闻。”
不久，李三才再次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
朱翊钧仍无动于衷。李三才急了，奏章里的火药味更浓：“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但李三才这一番慷慨陈词，朱翊钧却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明史》记载：“明神宗爱诸税监，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遭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
朱翊钧偏爱税监，对于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及廷臣一百多份谏止矿税的奏疏不予理会，对税监的纠劾，则“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不少官员只因税监的片言只语，便被罢官、下狱。就这样，矿税使的权势欲、贪欲在皇权有意的纵容下，得以恶性膨胀。
朱翊钧自称：“不从中使之言，不足厚集其利。”
矿税使的疯狂经济掠夺，加速了民众生活环境的恶化，造成各项生产和经济事业萎缩，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商业和手工业。大小商贾、手工业作坊主及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生活日趋贫困。
在生存权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被迫害的民众在地方官员的默许和支持下，奋起斗争了。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临清市民一万多人揪打税使马堂，烧税署，毙其爪牙三十七人。辽东税监高淮上凭皇帝之宠信，下凭与辽东地方豪强李成梁勾结，互为利用，成为辽东大害，剥蚀辽人不知几千百?，皆填委大内。
湖广税监陈奉，不但征税，还公开地抢劫行旅，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经常假借缉查私货的名义，闯入民宅，奸女，勒索财物，稍微不满意，就将人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用酷刑追缴漏税。激起大规模暴动，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向抗暴群众冲杀，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群众更为愤怒，生擒了陈奉最亲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长江。
云南税监杨荣，性情贪暴。官府进食，非熊掌鹿脯不肯下箸。所居馆驿，须锦毡铺地，绫罗为帐。凡经过的街道市肆，一律要悬灯结彩。暑天，杨荣怕太阳炙伤皮肤，勒令有司路上搭盖漫天大帐，延长数十百里，必此县与彼县相衔接。杨荣坐着十六名夫役抬的绣帏大轿从漫天帐下走过，沿途不见阳光还嫌不足，又命差役五六名，各持了大扇，步行跟着大轿打扇。每县中，仅帐篷一项，就要花去五六万金。贫瘠的官府无可奈何，只得苛取小民。活不下去的群众组织起来攻杀他的随从，杨荣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都用酷刑致死，又逮捕拒绝合作的指挥使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民变与兵变结合，袭击杨荣，把他杀掉。
不过，历史的真相扑朔迷离，也有许多史籍肯定万历派出矿监税使是对的。根据现存明代文档，矿税实际上是工商税为主。万历大规模征税以前，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官僚无论是种田还是经商，都不用交税。自耕农为了逃税，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在官僚名下。商人如果花钱挂靠在官僚开的商号下，也能获得一切免税的利益。通州的大商人也是如此，都把自家的产业挂靠在漕运总督李三才的名下。虽然要进贡一笔钱财，但吃小亏占大便宜，国家的赋税不用缴纳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产业挂靠到官僚名下，交税的人便越来越少。
万历矿税的征收，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
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上罢商税揭》中说道：“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决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
按照高攀龙的说法，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征收商业税，征税就是夺民之财。生财之道只在节约。如果政府没有充足的财源，何以养兵御敌，何以赈济灾民？
暴乱确实存在。但也有太监向皇帝控诉，说这些暴乱是地方官在幕后操纵的。太监因认真收税，经常被老百姓打死。
这些暴乱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普通百姓忍无可忍，自发起来造反，而是本地权贵煽动甚至组织了一批人，暴力攻击征税太监及其随从。然后谎奏皇帝，诬告太监在征税过程中残害百姓，引起社会不稳定，以此迫使皇帝收回税监。在反对矿税的浪潮中，有一部分因素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
历朝历代，官僚的天敌都是太监。太监不需要寒窗苦读，不需要磨穿铁砚，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昼夜辛劳。他们只需要哄好皇帝，就能得到权力和金钱，假借王命，横行不法。明朝太监肆意辱骂大臣的现象随处可见，大臣只能忍气吞声。两大阵营之间，永远互相嫉妒，互相憎恨，互相死掐。
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税监孙隆宣布每台织机加派三钱银子，每匹丝绸加派三分银子。马上引起了苏州工商业的集体抵制。商户宣布罢市，纺织老板——机户宣布停机。两千名纺织印染工人——织佣聚集起来，在一名叫葛成的机匠的带领下，分成好几拨，去焚烧孙隆手下税使的房子，并把税使抓出来打死。历史上称为“织佣之变”。
实事求是讲，孙隆增收的税并不多。一匹丝织品在当时最少值二两银子，增收三分银子相当于15的税率。至于一台织机三钱银子，就更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文官集团坚决站到了机户和织工这边。孙隆在府邸被围攻的时候，向苏州知府朱燮元请求派驻军镇压。但朱燮元拒绝了，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我作为本地父母官，不能消灭胡乱征税的奸邪小人，让人民受苦，已经是罪过了，怎么还能去镇压人民呢？
孙隆只能逃走，跑回北京去向皇帝告状。
李三才任漕运总督时，父亲李?已经去世。李?当了近四十年的通州商会会长，兢兢业业，德高望重。通州商界同仁，深切缅怀老会长，一致请求李三才子承父业，继任通州商会会长。李三才以官职在身，公务繁忙为由，再三推辞。但通州商会元老大都是他的叔伯辈，坚持要他出任。李三才盛情难却，只得应允。好在通州商会只需要一面旗帜，一位精神领袖，生意场上的纠纷和矛盾，都自行解决，从不麻烦李三才。
通州为畿东首冲，是大运河的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沿线布满了税使，雁过拔毛，重叠征税，几至数十，张家湾成了重灾区，店肆停业，商旅裹足。李三才的长子李元已考中进士，授职庐州知府。次子李扬、三子李澹和四个胞弟都在经商，损失惨重。他们屡屡写信向李三才求援，希望他出面制止税监贪暴。李三才虽是封疆大吏，却爱莫能助。
思忖再三，李三才写信让大弟、次子留在老家，其余四人搬迁淮安。他坚信，总有一天，矿监税使会结束罪恶，滚回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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